文 | 周韦辰
来源 | 家族传承护卫官
2026年1月3日，美国部队进入委内瑞拉，抓捕了该国现任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及其夫人。这一行动在法律界引发了激烈讨论：在任国家元首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实则涉及复杂的国际法规则。
事实上，马杜罗案早有伏笔。2020年，即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，马杜罗及其夫人已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被起诉，检方指控马杜罗操控一个名为"太阳集团"的暴力贩毒组织。2025年，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将"太阳集团"和马杜罗政权都列为美国指定的"外国恐怖组织"。这一系列法律动作，为2026年的抓捕行动埋下了伏笔。
目前，马杜罗已被美国司法机关起诉，即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面临相关刑事指控，美国多名顶尖刑事辩护律师也已着手运作，希望能争取成为其辩护律师。
一国总统尚且可能遭遇跨境人身安全与司法管辖的突发风险，民营企业家作为高净值人群与家族财富的核心载体，其人身安全、商业活动合规性及家族权益的保障，更需未雨绸缪。
一、刑事豁免权从何而来
在讨论具体案件前，我们需要理解国际法中的一个基本框架：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。
元首的刑事豁免权是一项国际习惯法规则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国际上并不存在一份名为"国家元首豁免公约"的专门条约。国家元首豁免权的法律基础是习惯国际法——这是通过国家长期、普遍的实践形成的法律规则，而非某个具体条约的产物。
习惯法规则在国际案件的裁判中得以最终确认。在2002年的“刚果诉比利时案”中，国际法院明确确认了这一规则。国际法院指出，某些国家高级官员——特别是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——在外国享有刑事管辖豁免。这一规则是"在国际法上已牢固确立"的。
同样地，国际成文法中也体现了尊重国家元首刑事豁免权的思想。《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》、《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》及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》等条约均包括了对外交人员、联合国代表等的豁免理念。考虑到国家元首是一国的代表，理应享有比普通外交人员更大的保护力度，基于这些条约也可以“类推”地得出“国家元首应当享有刑事豁免权”的结论。
二、豁免权的具体内容
理解了豁免权的来源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具体内容。国际法上的豁免权并非铁板一块，而是存在精细的区分。
第一层：属人豁免
这是最高层级的保护。基于属人豁免，只要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等在任，无论被指控什么行为——无论是官方行为还是私人行为——他们都享有绝对豁免。
国际法院在多个判例中都强调，这种豁免是自动享有的，无需特别主张，也无需证明行为的官方性质。
第二层：属事豁免
当官员离任后，情况就有所不同。离任官员仅对其以官方身份实施的公务行为继续享有豁免，这就是“属事豁免”。这一规则的核心是保护国家行为不受外国法院审查。
存在争议的领域
然而，当涉及战争罪、反人类罪等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时，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。
1999年的“皮诺切特引渡案”就反映了这种复杂性。该案涉及智利前领导人皮诺切特被引渡到西班牙受审的可能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皮诺切特被指控时，他已经离任。英国上议院最终裁定，他不再享有属人豁免。
目前在国际法上，对于离任元首涉嫌国际罪行是否仍能享有属事豁免，仍存在相当争议。一些学者和国家实践支持突破豁免，但这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普遍规则。
第三层：不可侵犯性
除了管辖豁免外，国家元首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权利。这意味着他们的身体、住所和财产不受侵犯，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禁。这一权利源于国家元首作为国家最高代表的特殊地位。
三、美欧的不同处理路径：两种思维模式
需要明确的是，美国实际上也承认国家元首刑事豁免原则。美国法院在多个判例中都确认，被承认的外国国家元首享有刑事管辖豁免。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美国对于"谁是合法国家元首"的认定标准，与欧洲存在显著差异，这种差异也体现在了马杜罗案例中。
美国：承认政治下的豁免适用
美国已经通过立法形式承认外国元首的主权豁免（包括刑事豁免），但尚未明确何为外国元首，也没有明确规定外国元首的刑事豁免权。因此，美国以判例法建立了这个问题的处理规则。
美国通过1962年的“贝克诉卡尔案”建立了法院不干涉政治问题的法律规则，即若（a）该问题被委托给司法机关以外的政府部门；（b） 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固定标准；（c）司法机关无法在未先做出政策决定的情况下解决该问题；（d）该事项的司法判决被视为对政府其他部门缺乏尊重；（e）政治决策已经做出；（f）不同部门在同一问题上可能发表多次声明，法院将不予受理。根据该规则，在2015年的"齐沃托夫斯基诉克里案"中，美国最高法院明确确认：国会在外交承认问题上不得干预总统的权力。
如果美国总统决定不承认某个外国政府或领导人，这一决定在司法上几乎不受挑战。如果美国选择不承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，那么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下，马杜罗可能就不被视为主权豁免的保护对象。
欧洲的"有效控制"标准
而欧洲法律界普遍采用"有效控制标准"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看谁实际上掌控着政府、军队和领土，并能维持稳定统治。
该标准可以追溯到1923年的"蒂诺科仲裁案"。在该案中，仲裁庭明确指出：一旦一个新政府已经稳固建立，外国的不承认并不影响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。关键在于实际控制，而不在于其他国家是否给予外交承认。
在欧洲的法律框架下，只要马杜罗实际上控制着委内瑞拉政府，他就会被视为国家元首，享有相应的豁免权。其他国家的政治承认与否，不是决定性的法律因素。
四、未来的发展趋势：理论与实务的分野
理论层面：扩大豁免权的趋势
国际社会一直在努力澄清和发展有关国家官员豁免的规则。国际法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《国家官员豁免条款草案》，这反映了国际社会试图将相关规则法典化的努力。
草案提出了几个重要方向：首先，它明确区分了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。国家元首、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任职期间享有属人豁免，这适用于他们的所有行为，无论公私。其次，草案确认，即使属人豁免终止，关于属事豁免的规则仍然适用。这意味着离任官员对其官方行为继续享有保护。
这一草案体现了国际法理论界扩大豁免权保护范围的趋势，试图通过成文化的方式明确国家官员的豁免权边界。
实务层面：美国的缩小解释
然而，在实践层面，美国通过其国内法实践，对豁免权原则进行了缩小解释。美国法院在审理涉及外国官员的案件时，倾向于将豁免权的适用限定在"被承认"的国家元首范围内。
这种缩小解释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通过"政治问题原则"，美国将承认外国元首的权力完全赋予行政分支，使得豁免权的适用前提——"是否是国家元首"——成为一个政治判断而非法律判断。另一方面，在具体案件中，美国法院倾向于对豁免权的例外情形进行扩大解释，特别是在涉及美国的严重国际罪行的案件中。
五、企业家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
现在，马杜罗夫妇已经被押解入美国，正面临着可能的诉讼程序，众多美国律师正在争取代表马杜罗的机会。就此，德谕泽律师认为，在程序层面，马杜罗将获得包括律师辩护、公开听证等基本司法权利保障，这既为美国国内司法体系提供正当性依据，也为后续法律攻防奠定基础；而在实体层面，美国则可能通过“政治问题原则”否定其元首地位，进而规避国际法上的豁免权保护。
长远来看，马杜罗案可能面临三种走向：一是进入漫长的美国司法程序，通过审前动议、证据开示、庭审上诉等环节，实现程序正义与政治缓冲的双重目的；二是走向政治解决，通过认罪协商、政治交换等方式达成妥协；三是引发国际法层面的对抗，如委内瑞拉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，挑战美国行为的合法性。无论最终走向如何，此案都将凸显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在实践中的弹性，并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政治相互博弈的典型案例。
从国家元首的跨境司法风险事件可见，即便是身处权力顶层的人物，也难完全规避突发的管辖冲突；而企业家的人身与财产安全，更时刻面临商业陷阱、跨境合规壁垒与家族纠纷的多重考验。
唯有专业家族私人律师与法律工具，才能构建起覆盖 “事前预防、事中应对、事后补救” 的全链条防护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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